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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7期藝苑精華|瀏覽東京國立博物館賞析唐代佛雕側記——回溯千年前長安弘傳佛法興旺史/陳清香

一、緣起

 

任教於美國紐澤西州羅格斯大學的女兒景欣,今年年初利用教師任教假期(每教課三年,即可休假一學期),帶著一兒一女到日本上學半年,以接受不同於美國國境的東亞語言文化。

為了和女兒一家人聚會,七月中旬,筆者與外子濟寬、小兒毓山等家人一齊搭飛機往日本東京,在成田機場下機入境,搭火車至高田馬場站,出站後住進VESSEL Inn HOTEL,並與女兒景欣、孫女亮和Clarity、孫子為理Kenning等共進晚餐。

次日起數日之間,筆者與景欣等一家人一齊遊覽當地風光,首先觀賞了日光東照宮、寶物殿、輪王寺等江戶時代的重要名所之後,再赴日光江戶村參觀江戶村風光、看表演、遊「地獄寺」、逛街、看影片。也逛了Tokyo Midtown(複合商場),並赴Suntory Museum of Art看「吵吵嚷嚷的日本美術(まだまだざわつく日本美術)」特展,欣賞了陶瓷、屏風、繪卷、漆器、織品等日本藝術品。

至7月15當日,早上便赴靜嘉堂文庫美術館,看「繪畫入門:簡明易懂的神佛、人物解密」特展。下午即進入東京國立博物館。

 

二、收藏東洋千年古物的博物館

 

東京國立博物館,是日本國內最大的博物館,位於東京都台東區上野公園北端,明治5年(1872年)時,文部省博物局假幕府德川家族於江戶時代元祿3年(1690年)修建的湯島聖堂大成殿,舉辦日本國內首次博覽會,遂將此年列為博物館的創立年。正式設館是在1881年,於上野公園寬永寺舊址建成2層紅磚造之陳列展館,開啟了東京博物館從事收藏、展示、研究等運作活動的端緒,後毀於關東大地震。

現在的博物館完成於昭和13年(1938年),由一幢日本民族式雙層樓房、左側的東洋館、右側的表慶館,以及平成館、法隆寺寶物館等5棟建築物結構而成。館內總共具有43間展覽廳,陳列面積1.4萬餘平方公尺,內收藏了11萬件相關日本的歷史文物與美術珍品,其中國寶87件,重要文物634件,以及一些受委託保管的文物(圖1)


圖1:東京國立博物館主館

此博物館群館中,位於左側的東洋館,又稱亞洲館,收藏陳列著中國古代佛教藝術品,數量豐富,其中所展示的「七寶台石雕佛碑像」等,屬於唐代佛教雕刻品,已被指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,十分珍貴希有。日本對古物的等級,分國寶、重要文化財、重要美術品三級。而若經鑑定屬於國寶級、重要文化財級的文物,則不准出離日本國境。

此東洋館的第一層展覽廳,所陳列展示品中,有15件來自西安寶慶寺的唐代佛像雕碑,亦即七寶台玉石雕刻佛碑像,雕碑均呈長方形碑刻造型,每一件碑刻均高1公尺以上,內刻3尊佛菩薩像、15件石雕碑刻,依展覽廳的右側牆面中端橫列一排,加以展示,十分醒目。另外,此展覽廳的中心位置,豎立著數尊高大的佛菩薩雕像,其中一件比人還高的石刻菩薩立像,亦為高浮雕框形的十一面觀音菩薩像,和七寶台玉石雕刻佛碑像同為唐代珍貴作品,且均屬武則天在位時期所創作的文物(圖2)。


圖2:東洋館展場內觀

以下為追溯這些玉石佛雕碑文物的歷史源流,亦即探討源自西安寶慶寺塔所鑲嵌的唐代佛雕,首先回顧一下原始雕碑文物的創意者武則天的生平履歷。

 

三、武則天創光宅寺建七寶台

 

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正統的女皇帝,其生平信仰佛教,處於初唐之際,進入皇室,掌握從政治國方針,所建立的唐代國勢,業績可觀。

武則天(624~705)本名無記載,乳名華姑,稱帝後,以自創文字「曌」為名,故稱武曌。為荊州武都督次女,自幼受到母親楊氏的教化影響,經常赴寺院參拜,接觸佛教文化,虔誠信仰佛教。14歲時入唐後宮,為唐太宗才人,獲賜號「武媚」。至唐高宗時,初受封為昭儀,後升為皇后,早先曾一度削髮為尼,其後獲得唐高宗的信任提拔後,重返宮中,再次成為高宗的皇后,且與高宗共同執政,並「二聖」。高宗歿後,獨自掌握政權,更改國號為周,一般稱為武周,是正式的女皇帝。

武周當政時期大力推廣佛教,曾下令修建寺廟與佛塔,為數可觀。又曾捐資兩萬貫胭脂錢,以開鑿龍門石窟奉先寺洞雕刻盧舍那佛主尊大像及左右八尊群像(圖3)。也鼓勵僧侶研讀佛經、翻譯佛經,並親自參與譯經工作,其弘揚佛教理念用心至鉅。


圖3:龍門石窟奉先寺洞盧舍那佛

武周時期所建造佛教造像,除了洛陽龍門石窟之外,其他以西安七寶台諸像較具代表性。武則天於儀鳳二年(677年),在長安創立光宅寺,或謂篤信佛法的唐高宗,因光宅坊葡萄園內出土舍利萬枚而敕建,成為西京名剎。而光宅寺內建造了高百尺的寶閣,稱七寶台,其閣台壁面鑲嵌飾有高浮雕佛像30餘石。其後光宅寺廢棄,寺內所飾浮雕石佛碑像移置於寶慶寺塔內。

今日西安南門附近,尚殘存一座寶慶寺磚塔(圖4)。寶慶寺初建於隋文帝仁壽年間(約601~604年),磚塔建於唐文宗朝(827~840年)。唐文宗因以五色磚在寺內造作塔,故寶慶寺亦名華塔寺,或花塔寺,此花塔為六角七層,高23公尺,第一層塔簷下有龍鳳雕為飾。但此寶慶寺在五代時期殿宇毀於兵火,惟塔尚存。至明代景泰二年(1451年)移塔建寺於今址,清末至民國年間,寺院再次被毀,惟塔仍然幸存。


圖4:西安寶慶寺磚塔

現今所見磚塔,塔身為明代重建。但七層塔面原鑲嵌有北朝和隋唐的石雕佛造像,其中第二層所鑲嵌者,即是武則天於長安三年(703年),由鎮國大將軍、左監衛門大將軍、上柱國梁義深等所建造的七寶台白玉石雕佛像。

武則天晚年,在長安光宅寺所建造的這座七寶台,其台上鑲有許多精美的石雕佛碑像。這些佛碑像後來隨寺院遷移到了寶慶寺,包括十一面觀音立像佛龕及阿彌陀如來、彌勒如來等為中尊的三尊樣式佛龕,共計32件。

 

四、千年後的七寶台玉石佛雕碑被運離原創故鄉

 

這批七寶台佛雕碑等,歷經千年之後,至清代雍正元年(1723)寶慶寺重修時,將唐代石佛浮雕碑像部分嵌入塔壁,部分嵌入佛殿壁。

其後這批石佛高浮雕碑像於清光緒十九年(1893)之際,被日本人早崎梗吉發現,並加以收購。在數年之間,寶慶寺佛殿寺塔壁上的石佛浮雕碑像全然消逝。應是大部分被早崎氏購去,運抵日本,共19件石雕,其中有部分流向美國波士頓弗瑞爾美術館。

另一說:後因種種原因,這批造像陸續流失,現多件藏於海外:日本計有21件,其中15件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,另外,中國存7件,4件流散在美國。

此日人早崎梗吉氏曾任東京美術學校校長岡倉天心的助手,岡倉氏用心於佛教藝術史跡的研究,曾多次赴中國、印度等地考察。1893年來到西安寶慶寺,發現石刻碑像是一千年前的唐代文物,於是駐紮西安一段時期,授意早崎氏收購之,運回日本。這批玉石佛雕再經幾度轉則之後,至今已成為東京國立博物館典藏品。

總計這批唐代佛教石雕碑像,大部分被移運離開創作的故鄉,進駐日本以及美國,至今已逾130年。

以下再探討七寶台玉石佛雕像碑等所呈現的唐式風格。

 

五、七寶台玉石佛雕碑等所呈現的唐式風格

 

原七寶台玉石佛雕碑像群,每一座石雕多為1公尺以上高度的高浮雕,內中不少遺留有功德主名紀年刻銘者,而以長安年款(701~704年)者居多。此足以判定是八世紀初年即初唐時期所製作,也可反映武周時期藝術風格的特色。

此展示於東京博物館東洋館的七寶台浮雕石佛碑像,呈長方塊型,高度約為105公分至110公分之間,寬度約為高度的3分之2左右。深度為15~26公分。每座碑像正面可分上、中、下三部分。上端與下端較平刻,中端部分則向內凹刻,以三尊佛像,或一佛二菩薩像為主軸,而呈一佛二菩薩像者居多。三尊佛像,應為釋迦世尊、彌陀、彌勒;一佛二菩薩則主尊或為阿彌陀佛、或為釋迦世尊、或彌勒佛等,兩旁再加二脥侍菩薩。

三尊像均以坐姿佛尊為中央主尊,佛尊法像頭頂為螺狀髮紋,髮螺正中挺起形成髮髻。法相顏面天庭寬廣,兩大耳修長貼臏邊,面頰豐滿,兩眼垂瞼,五官端莊,呈現漢人面相。頸部有三道項線,衣薄貼體,所穿衣袍表現的多為唐式覆蓋左右的通肩袍服式樣。


圖5:高延貴造阿彌陀佛三尊像玉石浮雕碑

主尊佛多以結跏趺坐之姿坐於寬廣的蓮花寶座上,以釋迦牟尼世尊或阿彌陀佛為主尊者,如高延貴造阿彌陀佛三尊像碑(圖5)。亦有兩腿垂在座前,形成善跏坐之姿,如姚元景造彌勒佛三尊像(圖6),此以主尊為彌勒佛者,其數量較少。至於其雙手之姿,多以左手禪定印置於腹前足上,右手則或上舉作施無畏印、或作說法印、或下垂置於右膝前作觸地印,以表示降魔之意。


圖6:姚元景造彌勒佛三尊像

而主尊佛所坐蓮花寶座亦具各式造型,或仰蓮瓣與俯蓮瓣相疊,或二、三層仰蓮瓣重疊,或是蓮花座架在方形墊高的石座之上,形成須彌座,如如來佛三尊像(圖7)。


圖7:如來佛三尊像

主尊坐佛兩旁多為立姿菩薩,菩薩像則髮髻高聳,頸下胸前裸露,披掛瓔珞飾物垂及前胸,腰下則繫裙裳,覆蓋至兩膝腿之下。左右雙臂之姿則或一下垂持瓶一上舉持柳枝,如李承嗣造阿彌陀佛尊像碑(圖8),其他碑像或持其他法器,而身軀體態略呈S形彎曲,有婉約動人的意態。

由於兩尊立姿菩薩像,站立於主尊佛左右兩側,形成二脅侍菩薩,其手印姿勢遂形成左右對稱之姿,表現了協調、亦靜亦動的美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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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8:李承嗣造阿彌陀佛尊像碑

佛菩薩法像背後所刻圓光,其上端尖突,呈現蓮花瓣造型,菩薩雙足下則踩踏著盛開的蓮花花托,表現了清淨莊嚴的氣勢。

每座石雕碑像的上端均安置了華麗的寶蓋,亦稱華蓋,而多數的寶蓋部分以橫線分隔尊像頂。整座寶蓋以線刻寶珠垂飾為圖像主軸,左右兩側配以伎樂天人像,頭面放低,兩腿向後上舉,姿勢十分生動。

寶蓋圖案造型,每座碑像表現不一,各具特色。一般以平面凹線細刻紋表現者居多,如韋均造阿彌陀佛三尊(圖9)。但亦有特殊造型者,如如來佛三尊像碑,石碑寬度較寬,主尊佛頂上不以橫線刻華蓋,而以弧形傘狀造型,刻在主尊佛頂上。而在厚厚的高度上,再以細線刻畫圖案。而此弧型傘蓋左右兩側,再以立體浮雕的方式,刻出了兩具伎樂天人,頭部及雙手向下,身軀及雙腿仰上,呈跳躍、舞蹈之姿,表現了十足動感之美。(見圖7)


圖9:韋均造阿彌陀佛三尊像

石雕碑像的下端,或浮雕立體供養花朵器物,或留款供養人名諱,兩旁浮雕立體供養天人。多數碑像下端呈淡雅線刻,以襯托出上端主尊高浮雕佛菩薩像的華麗莊嚴。而圖B的石佛碑像,在以世尊為主尊的一佛二菩薩像的下端,安置了平台,平台之上,安置三座蓮花寶座,而主尊寶座兩側,與脅侍寶座之間,亦浮雕了兩位供養小天人,十分細緻精巧。

平台的下端,非全面平版細線刻,而是在左右兩側,以淺凹的形式,呈現兩位供養人。側面半跪座之姿,雙手合舉於胸前,或持著花朵供物,對著中央,加以禮敬,以示虔誠供養。如前述高延貴、李承嗣造阿彌陀佛尊像碑,其下端左右各凹刻了跪坐的供養人,十分虔敬。(見圖5、8)。

歸納此七寶台石佛雕碑群像中央主尊佛的特徵:

一者,佛尊面相端莊飽滿,頭部為螺髮或水波形髮,髮髻高高挺起,是繼承隋代的基礎式樣,但超越了隋代,表現了高度智慧與慈悲的神韻。

二者,佛尊身軀比例勻稱,結構合理,胸肌起伏,體態豐滿,腰肢挺直,是定力的象徵。

三者,佛身穿薄而貼身衣紋,或呈偏袒右肩式,或雙領下垂式,有承襲印度笈多時期秣菟羅風格的特徵。

四者,以釋迦世尊為主尊坐姿,其兩腿結跏趺坐,現世尊禪定相、降魔像、說法相等。若以彌勒佛為主尊者,則兩腿不結跏趺坐,兩腿下垂寶座前,呈現倚坐造型。

五者,七寶台石雕佛像碑確立了唐代佛尊主像的圓融風格。

 

六、唐代長安在佛教史及世界文化史的地位

 

若以世界宗教史的角度視之,世界上自古流布著三大跨國際性的宗教,即佛教、基督天主教、伊斯蘭教。其中以佛教誕生最早,流布的時間最長,自前5、6世紀至今,距今已接近2千6百年,(佛陀世尊誕生於565BC)。原身分為迦毗羅衛城(古代印度城邦之一)的城主之子,姓喬達摩,名悉達多,卻經歷了出家、苦行、降魔而成正等覺,再進入說法度眾的階段。世尊在印度的創教,改寫了印度婆羅門教文化,佛教傳入中土後,也創造了中土人文宗教新世界。

若以世界文化的角度視之,印度在5世紀的笈多王朝,創建了文治武功高度成果的政局,版圖遼闊,四夷來朝,且被認定當時印度是全世界文化的中心。

而到了7世紀,由於佛教北傳,傳入中亞,再由玉門關沿著河西走廊絲路,進入中土長安,經歷南北朝隋唐帝王的弘揚,寺院林立,高僧四處說法。全世界最精華的物質與精神思惟,均聚焦於長安,故7至8世紀的長安,被譽為全球文化的重心。

長安在當時既是全球文化重心,則所刻七寶台石佛碑像,在法義上必具佛法的精神思惟。而佛法的總綱,自三藏十二部浩如煙瀚的經文裡歸結之,以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為主軸。此戒、定、慧即是佛法的精神思惟。

原七寶台的石雕佛碑像的中央主尊像,其法相五官,由其雙眼垂瞼下視、雙脣緊閉的神情上,呈現「戒」的意涵。其次,佛碑像主尊的坐姿,以雙腿結跏趺坐,足心朝上,腰背挺直,是十分穩定的坐姿,故呈現了「定」的意涵。再者,佛碑像主尊的頭頂肉髻高突,兩眉中心現毫毛,腦後現頭光,肩後現身光等,這些圖像都是智慧的象徵,故是呈現了「慧」的意涵。

總結之,七寶台的石雕佛碑像,展現了戒、定、慧,佛法的精神思惟。

唐代開國始祖高祖於即位時,即設十大德官位以統攝僧尼。唐太宗時,下詔在全國「交兵之處」建立寺剎。當玄奘西行求法歸國後,於慈恩寺組織大譯場,大事翻譯佛經,因之,創立了唯識法相宗。武則天更因崇信佛法,即位後,推動一連串的佛教措施,開拓沙門的封爵賜紫,僧尼於寺院中設立悲田養病坊。另又組織佛經譯場,開鑿石窟,禮遇神秀大師,助禪宗大盛。又詔令繼前朝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六十卷後,重新啟動翻譯能手,正式完成了《八十華嚴》的譯本,直接促成賢首法藏創立華嚴宗。

就中國佛教各派系發展史而言,自漢晉之際自印度傳入中土,逐漸形成宗派,南北朝時代,已有六派傳承,至7、8世紀的唐代,更達十宗並弘的景象。此十宗分別為:俱舍、成實、律、淨土、三論、天台、法相、華嚴、禪、密等。

此十大宗派,雖分布南北各地,但佛教哲學思惟則是一式的,每一座寺院所供奉的佛菩薩尊像,其姿勢服飾取向也應是差別不大的。

唐代前期佛教興盛,佛寺道場千萬,相對的所供尊像也必然達相當可觀的數量。然而至唐武宗會昌年間,皇帝下詔毀佛,壯闊的寺院道場及所供奉尊像,也因之被摧毀一空,能遺留儲存至今者,十分稀有,何等珍貴!

七寶台石雕佛像碑既創作於8世紀初年的武周時期,是沿續隋代風格,然較隋代雕像更加圓融,可目之為「初唐風格」的主軸代表作品。


圖10:阿彌陀佛坐像,現藏於山西省博物館

至於繼初唐的盛唐作品,則遍布全國寺院、南北石窟,數量極多,不可勝數,一般以山西太原天龍山石雕造像為石窟代表。至於寺院供像,則以供於山西五台山佛光寺、南禪寺等大殿內的佛菩薩像為具歷史性。例如,現藏於山西省博物館的一尊「阿彌陀佛坐像」,具「大唐開元十四年」銘文,是創作於728年(圖10);而佛光寺東大殿主尊「釋迦坐像」造於唐天寶11年(752年)(圖11)。此二尊8世紀中葉的雕像,均頂上螺髮粗大,五官容顏豐滿,兩肩寬闊,胸部肌肉突出;均是繼初唐風格為基礎,而發展出盛唐佛教造像風格的表徵。

是故,今日在東京國立博物館,尚能見到千年前所造如此完整、莊嚴、充滿唐風的七寶台玉石雕刻佛碑像,是何等希有的緣分!而從這些佛碑雕像的法相神韻、法體姿勢、上下手印、袍服造型等,讓我們既可領略佛法深奧圓融的哲理,又能欣賞大唐寬廣、精巧、超然妙趣的佛藝境界,真是回味無可窮盡的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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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1:佛光寺東大殿主尊「釋迦坐像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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